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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浪潮中的一朵“奇葩”:“土皇帝”禹作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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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19-05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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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下载APP阅读本文更深度报道  岛君说  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,出现过一批非常有意思的人物:农民政治家。他们拥有野心与胆魄,也颇具政

    下载APP 阅读本文更深度报道  岛 君 说  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,出现过一批非常有意思的人物:农民政治家。他们拥有野心与胆魄,也颇具政治才能。在春潮刚刚涌动的时候,他们抓住时代机遇,发展乡镇企业,带领整个乡镇集体致富,大放异彩。时代向前进步与发展的时候,他们又能绕开制度的壁垒,平稳过渡,将原先的集体产业变成自己的家族企业,如浙江万向的鲁冠球、横店集团的徐文荣。  当然也有沦为悲剧的,如王志纲老师这篇文章里所讲的天津大邱庄禹作敏。同样的出身、同样的事情,因为不同的性格与韬略,走向不同的结局。然而,正如文章里所讲,“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,进步不可能没有代价,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总会有牺牲者。这批乡村能人无论成败,都可以称得上是时代的先导者和开拓者了”。  1991年底小平开始南巡, 1992年初,发表南巡讲话,这让沉寂停顿三年的改革开放再次掀起春潮,掀起滔天巨浪,中国又开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,思想的解放也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潮。当然也带来了一些乱象。这个时候出现的几朵奇葩或者浪花,对当时的中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  当时的风云人物主要有两个,一个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,另一个是首钢总经理周冠五。小平当时已经是88岁高龄了,有时候人老了以后,好像回光返照似的,精神反而特别好,南巡完回到北京不久,他就去考察了北京的首钢。  当时为了推动改革开放,首钢几乎要到了整个中国一半的国家政策,当时也就是蛇口和深圳才能享受这样的殊荣。当然,周冠五如此风光的背后,也为他后面在政治上出现问题埋下很大的隐患,这里就先不多说了。那时候对整个中国影响最大的还是大邱庄和“庄主”禹作敏。  1992年是大邱庄最火的时候,大邱庄书记禹作敏被当成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超级典型,中央电视台连篇累牍地在黄金时间播放了长达半个月。大家可以想一想,那个时候舆论一律,没有互联网,没有多渠道的信息,中央电视台就是党和国家的喉舌,上个中央电视台是不得了的事。也就半个月时间,之前名不见经传的禹作敏,就成了整个中国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人物。  大邱庄模式被当成典范。那时候有句话:“南有深圳城,北有大邱庄 ”,每天排着队去大邱庄朝拜的人简直如过江之卿,数不胜数。不光是中国的部级干部成队去学习、省委书记带队去学习,连外国的大使也率团队去学习参观,大邱庄可谓红极一时。  当时作为新华社记者,我当然也对这个现象非常感兴趣,也去做了采访。我记得我是92年5、6月份去大邱庄的。因为写过几篇影响力很大的报道,当时无论我去哪里采访,都会给我开绿灯。到了天津以后,天津新华分社的社长专门给我写了封介绍信,他说没有这封信,再有名的记者肯定也见不到禹作敏的。  我拿着介绍信到了大邱庄,这里位于天津静海县的一块盐碱地上,是咸淡水交汇的地方,土地条件很差,基本上不长庄稼。很多年来,大邱庄流传着这么一个俗语:“嫁女不嫁大邱庄,十年粮食九年糠”,是个穷得不得了的地方,盐碱地里水都是咸的。禹作敏当初想搞大包干都没法搞,他亲口和我说,当时包给每家一亩半分地,照样不长庄稼饿肚子,搞农业是死路一条,到处是娶不到媳妇、讨饭的人。  大邱庄的旁边就是非常有名的团泊洼,团泊洼位于天津河海交汇处,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曾经是著名的“五七干校”。  我记得文化革命结束的时候读过一首诗,很有名的近代诗人郭小川写的,叫作《团泊洼的秋天》。到现在我还能背下那首诗,非常苍凉和美丽的语言,前面两句是:“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,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,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,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。”那几年,有一大批像郭小川这样的文化知识分子在这里吃着窝窝头干苦力。  后来我做战略策划的时候与团泊洼还有一些缘分,我帮助天津把这里改造成了整个京津地区最棒的休闲胜地,为它打造了两个世界级的球场,并且把名字改成团泊湖高尔夫国际球会,这里日后成了整个天津最有名的球场。  言归正传,我拿着介绍信到了大邱庄,看到整个大邱庄人山人海,都是来朝圣学习的人,就像去湖南韶山一样。到了禹作敏居住办公的地方,敲了半天,门终于开了,走出来一个小青年。我说明来意后,他却不让我进去,我只好递上了介绍信。他让我等一等,然后就进去了,五分钟以后又出来。  这种感觉特别像黄门官一样,我脑海里想起古代的很多经典画面,就如白居易《卖炭翁》里面写的一样:“翩翩两骑来是谁,黄衣使者白衫儿”。当时我的感觉就是——怪不得这个地方出太监李莲英,这种风格和调性真是一脉相承——“黄门郎”开了门说,“喳,可以进去了”,就是那种皇上身边小太监的感觉。我就跟我的助手进去了,穿过一个弄堂,就到了一个很简单的农居。  路上经过一个办公室,办公室里有七八条汉子,坐在那里喝茶,旁边的桌子上乱七八糟的丢了七八条王八盒子。现在的人可能已经不知道王八盒子是什么了,92年继大哥大以后,就是摩托罗拉手机风行,这种手机又厚又重,就像王八盒子一样,售价1万块钱一台。  1万块钱对当时我们这些记者来说,简直就是天价。我记得当时我的工资是两三百块钱一个月,这就是说,等于我三年的工资才能买这么一个东西。因此在我眼里面这属于贵重物品,但是一群大邱庄上的普通大汉,随便就把手机扔在桌子上,那时他们的富裕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!  后来又穿过一个房间,终于到了一个有沙发的简单房子里面,有人请我们坐下。坐下不久,旁边的侧门开了,大名鼎鼎的禹作敏出来了。我当时一看,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农民,个子很高很瘦,佝偻着腰,脸上是千沟万壑般的被风霜打磨的面容,披着一件西装,叼着一根烟,烟灰颤颤巍巍的,总是有一截烟头烧到一半、快要掉下来摇摇欲坠的样子。他进来以后也不看人,这时旁边有一个女人用怪里怪气的天津话对他说,这是某某某社长介绍来的,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人是他的情人。他也不看我们就开始跟我聊天了。我跟他聊了可能有一个小时,按照现在的说法,那一个小时禹作敏说得上是金句频出。  他坐下以后就说,“你们很有面子啊,今天来大邱庄的正部级干部有二三十个,俺不见,没时间;外国大使团有一百多个俺不见,不够格。你们是今天俺破例见的人,因为给你们写信的人在俺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俺,俺给他这个面子,你们开始问吧。”  我说:“禹作敏书记,您有很多语言在国内影响很大,比如说‘低头向钱看,抬头向前看,只有向钱看,才能向前看’。低头向‘钱’看,讲的是‘金钱’的‘钱’,抬头向前看,‘前面’的‘前’,只有向‘钱’看,才能向‘前’看,也可以说只能向金钱看,才能够往远处看,只能向远处看才能向金钱看。这句话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论,你怎么看这个问题?”  他说:“不管怎么批判,今天我仍然坚持这句话,这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统一的最佳语言。”这个人有很多类似于这样很精彩的句子,金句。的确是这样的,如果没有物质上的财富,你怎么能够在精神上走得远呢?但如果光是一味地盯着钱不看远处,你怎么能够走得好呢?他经常有很多非常棒的农民语言。  第二个问题我问道:“中国有两个共产党之下的重要人物都是村党支部书记。一个是陈永贵,另外一个就是你了,在中国影响是超级巨大。 你怎么看待你们两个人?如果你是从政能当到什么职位,你觉得能拿下来吗?”他说应该副总理没有问题。我说为什么呢?他说陈永贵就是个高粱花子都能当副总理,我搞工业、制造业比他复杂得多,我还当不上副总理吗?这话夹子打开以后,他说了很多精彩的秘密,不是童言无忌,而是肆无忌惮。 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:尚昆同志的儿子要来采访我,说他要陪小平同志的晚年生活,缺少好的机子。我马上给了他一部德国最好的相机。  这里面他还给我披露了一个非常绝密的信息。我去的时候为什么大邱庄里里外外那么紧张呢?因为小平看完首钢以后,决定要来大邱庄,我去的时候,恰好中央警卫团过来看地形。他让我千万保密。  他还透露了小平的两个丫头先来看他,说是小平要来考察大邱庄,除了工业以外,要在农业上也找个典型,希望大邱庄能够继续扩大生产,再上台阶。  他说他就问她们,说大邱庄是不是改革开放典范? 她们说要回去请示。回去以后,她们给我打电话,说跟老爷子汇报了,老爷子说——是典范,他要来。所以我就说,就冲她们这两句话,俺把柜子里面藏的两三个亿全部拿出来扩大再投资。  禹作敏当时原话就是这样跟我讲的,那种豪迈、豪情无法想象。  他甚至还冒出一句轰动全中国的话来。他说大邱庄之所以穷,是因为地利不好,所以通过改革搞工业,搞了很多冷轧钢厂。为什么我一直说国有企业是史前恐龙,就是看到大邱庄以后,感受特别深。从来没搞过工业的农民,决定搞工业以后,刚刚离开土地,一下子就把天津的工厂给打垮了,效率非常高。原来我们不允许农民搞工业,结果农民一搞工业就把国有企业搞垮了,这肯定是体制问题。所以禹作敏富得流油,富了他也想长治久安,那就要改良种子。他就开始鼓励大邱庄的男子去娶清华北大的高材生,娶到一个奖100万。现在看来,这是一种很可笑的行为,但他当时觉得天经地义,他就是想改良种子基因。  他还给我讲了一件事情。他说:前不久,大寨的大妹子郭凤莲(“农业学大寨“时期的传奇人物,时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——编者注)来了,说要学我搞工业,没有起步资金,跟我叫穷;我说大妹子给你100万你拿走,她说要打借条还,我说不用还了,农民帮农民不用还。这就是禹作敏。  现在回头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,可以说是豪情满怀、奇迹频出,也真的催生出来一批人物。除了禹作敏,还有一个后来市场上的牟其中,这些都是枭雄怪才。当时禹作敏跟我讲,说他准备把三五个亿再投资,再继续推动改革开放,意得志满、豪情满怀,一般人他根本看不起。  他在说话的时候,就只知道大口大口地吸烟,一支香烟点燃以后,他一吸就可以吸掉一半,就像吸吗啡一样。他旁边站着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像个小太监似的,看他差不多快要抽完,就在旁边拿出一支烟点上,然后悄悄地走过去,把他嘴边那个给取出来,再把点上火的这支给他递到嘴里去。这过程中,禹作敏继续佝偻着背边谈话边抽烟,根本不抬头看人,所以我当时就怀疑这老头是不是吸毒啊!  我跟禹作敏聊天,旁边的女人一直插嘴。本来他谈的正常的话,但是我听起来就像电视剧里面的清宫秘史,声音阴阳怪气的。后来我们聊了有一个小时左右我就告别了,出去的时候看到门口那条血红色的河,铁锈污染非常严重,心里不由得感慨万千。禹作敏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,我回去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叫《 中国首富村揭秘》。  这篇文章有八九千字,我把整个大邱庄和见面的事情写了一遍,在文章的结尾,我写了这么一段话:夕阳西下,当我走出大邱庄的大门,门前是一条湍急的河流,但河水存储着一种铁锈色高度污染的物质。这个时候我的眼前有两个农民党支部书记的身影一直挥之不去,一个是山西大寨的陈永贵,一个就是眼前的禹作敏。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的政治家,也都是大队党支部书记,都是名扬中国、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。但是前者只是种高粱和玉米,在土地上做文章,而后者却是做制造业,虽然经营的东西不太一样,但是两个人的政治智慧和抱负何其相似。这片土地上为什么总是产生土皇帝呢?  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刚起步不久的《南方周末》上,当时的创刊社长叫左方,这个人也是很有头脑、很棒的一个大记者,看了以后拍案叫绝,把这篇文章以专刊的形式发出来了,名字就叫《中国首富村揭秘》。在这篇文章里,我还顺带给禹作敏起了一个外号叫“大邱庄庄主”。这篇文章出来以后,影响非常大,全中国至少有上百家期刊和杂志转载,一下子把《南方周末》的名声给做大了,但同时也得罪禹作敏了。  禹作敏看完之后不干了,打电话到新华总社,总社追问到了当时我挂靠的广东分社。广东社长找我谈话,说我捅娄子了,搞出这么大一个问题。当时我也真的是少年气盛,我跟社长说了两点:“第一,采访时他讲的是不是事实?”社长说这个我不知道。“第二,我用的是自己的名字,没用新华社牌子,我文责自负。”社长说:“你负得起责吗?谁不知道你是新华社的名记者?这个人很不得了的,他有手段会收拾你的,新华社已经吃过一次亏了,一直在跟他道歉,最后还做了很多赔偿才完事。他在中央各方面都是能量非同一般的人,可以一手遮天的,他还有各种黑道手段。你怎么负责?”  我说:“咱们当着面把这话说清楚。第一,我这篇文章以事实为准绳;第二,我自己文责自负;第三,如果他不服气,我们可以上法庭用事实说话,他如果用黑道手段,那我就是闻一多、李公朴。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,就得按照事实来说话,不能因为畏惧权势而堵塞言路。”因为我的坚定,这件事情就僵在这里了,总社也感到压力很大,没想到两个月以后禹作敏就出事了。  当初我对他的结局其实已经能够预感出来了,他的利令智昏,必然导致物极必反。第一,他其实已经得罪了几乎整个天津的官场;第二,他自己无法无天到很严重的程度,小平后来没去成,要去了这件事情还真是不好办了;第三,他私设公堂,为了整顿财务纪律,用私刑的方式,用自己的内部武装力量把人抓起来,严刑逼打最后把人整死了。  这种搞治外法权的恶劣行为,天津总要有人管。结果,当天津的政法部门去管的时候,他居然搞了一个“告全党全国人民书”,上纲上线到“砍旗”,宣称一旦动他,就是砍改革之旗,把天津政府搞急了。如果这件事拎不过来,天津政府在政治立场上也站不住。最后,事情传到了北京,北京的新决策层也受不了他这套做法,决定把他拿下。  既然上面表示没有维护他,下面就开始派军警把整个大邱庄围起来。没想到,禹作敏居然号召全村人武力抵抗。在最后一刻,他找到杨尚昆求援,我也是后来听新华社内部说的,杨没有松口。他又满怀希望地找到了小平女儿,希望能够帮他挡一挡,但是老爷子说,一切按照党纪国法办。他一听就软了,缴械投降,束手就擒。  后来大家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他被公审,虽然很多事情已经掩盖隐藏了,但他杀了人的罪行是躲不掉的,最后判了重刑。他的身体本来就不行,风烛残年,很快死在监狱里面,大邱庄基本也就垮了。一代传奇故事风流云散,而禹作敏临终都没有等到他朝思暮想的“平反”。 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随风而逝的时代故事,而在这个时候他还有个兄弟,就是浙江萧山的鲁冠球。鲁冠球跟他一样,也是村党支部书记,铁匠出身,但是鲁冠球的做法完全是南派风格,而且和浙商普遍比较柔和的经营风格有关系。当禹作敏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,他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去提醒他。兔死狐悲物伤其类,鲁冠球担心禹作敏一次次的行为越线破格,可能有生命危险,但是禹作敏一直不当一回事。从这一点上看,他有点像袁庚。袁庚在蛇口的时候,如果只是纯粹搞所谓的经济改革,就没有政治风险,但袁庚不满足于这种小小的经济改革,他想把蛇口特区变成政治特区,对历史对中国有更大的影响。  禹作敏也是不满足于一亩二分地,搞成了中国首富村之后,他也想在政治上弄出点声响。再加上他骨子里面是个农民,封建意识太强,所以很多事情超越了国法他都不知道,他以为有上面保住他就够了,根本不知道这个社会进步了。  而浙江的常青树鲁冠球,用连续20年的时间,经过“和平演变”,把乡镇企业萧山万向节厂改制改成了自家的企业,最后通过红帽子获得几乎共产党该给的所有政策,包括金控、进出口优惠等等。尤其,鲁冠球敏锐地抓住了全球化时机, 并购整合,从一个万向节厂一步步蜕变为世界级汽车零部件企业,很迅速地在马云之前成为浙江首富,成了浙商群体中的“教父级”人物。  中国有一批这种农民政治家,深谙政治,本来都是集体的掌门人,最后通过和平演进,将集体变成自己家族的企业。横店的徐文荣也是党支部书记,最后将横店集团转成自己的企业。现在很多文章提及徐文荣,经常使用的字眼是“横店之王”。这样的称呼,和徐文荣的强硬做派有很大的关系。徐文荣自己对记者说过,他曾先后赶走过五个阻碍企业发展的公社或乡镇领导。 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放异彩的乡镇,背后往往都有一位强势的基层人物或者农村强人。天津大邱庄禹作敏、江苏华西村吴仁宝、河南南街村王宏斌、横店集团徐文荣等等,虽然成王败寇各有不同,但是无一例外的,最初走的都是超常规发展道路,绕开制度的壁垒,游走于政策的灰色地带,企图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。而禹作敏的核心悲剧就在于,他对政治既不了解又太冒进,最后成为悲剧人物。  所以同样的出身、同样的事情,不同的韬略形成了不同的结果。但是进步不可能没有代价,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总会有牺牲者。这批乡村能人无论成败,都可以称得上是时代的先导者和开拓者了,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群体。  《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四十年》  100期正课+福利,仅售199元,  知道过去做对了什么,才知道未来该怎么做  长按识别二维码,即可订阅  点击“阅读原文”,即可登录购买。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:正和岛。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,不代表网立场。投资者据此操作,风险请自担。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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